【摘要】村民自治制度是實現基層民主的一種有效方式。但實踐中所"/>
網站地圖 設為首頁 收藏本站
當前位置首頁 > 農業新聞 > 行業資訊 > 正文

馬華:村民自治實現方式的發展及其反思

時間:2015-08-29 15:10:52 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作者: 

從制度、組織到能力:村民自治實現方式的發展及其反思

---對三個“村治實驗”樣本的觀察


【摘要】村民自治制度是實現基層民主的一種有效方式。但實踐中所凸顯出的制度困境、組織障礙、能力不足等問題,使村民自治遭遇了發展性障礙。唯有制度、組織和能力的相互配合,才能共同托起村民自治這一平臺。本文基于對三個有代表性的“村治實驗”樣本的觀察,分析村民自治不同的實踐形式及其特點、功能和局限,為探索新時期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提供了可資借鑒的實踐路徑。

【關鍵詞】村民自治;基層民主;制度;組織;能力

 

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轉需要制度支撐、組織扶持和能力培育的相互配合。自村民自治制度實施以來,先后遇到了制度之困、組織之羈和能力之縛等問題。為解決上述困境,“水月實驗”“岳東實驗”和“南農實驗”分別從制度建設、組織建設和能力建設三個方面為我們展現了村民自治有效運行的遞進式嘗試。回顧、反思三次村治實驗的歷程,有助于我們發現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機理,探索新時期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

一、村民自治的運行機理

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需要制度、組織和能力三大要素的相互作用。海德在研究心理學時所提出的平衡理論認為,人生活在社會環境中,人的社會活動同自身以外的外部環境,諸如習慣、文化、觀念等因素相聯系。設主體本人為 p,他以外的其他人為 o,事件為 x,這三者構成了環狀的封閉系統,被稱為“p-o-x 三角”。判斷“p-o-x 三角”是否處于平衡的一個方法是將三角上各因素之間的關系按其正負特點分別取 +1 或 -1,然后將三角上所有 +1 或 -1 的值相乘,如果所得之積是 +1,則此三角的狀態是平衡的,反之,則不平衡。依照平衡理論,結合村民自治運行的制度、組織和能力三大要素,我們把村民自治作為基層民主實踐的一個平臺,其平穩與否取決于平臺外的各種支撐要素。假設 g 代表村民自治平臺,p 代表與這個平臺有關的制度因素,o 代表與平臺有關的組織因素,x 代表與平臺有關的能力因素,p-o-x 共同構成支撐村民自治平臺的環狀封閉系統,如圖 1 所示:

馬華:村民自治實現方式的發展及其反思

假設處在三角某一端點的因素與另外兩個端點的因素有某種關系,且這種聯系和作用呈現出所有 +1 或 -1 的值相乘的結果是 +1,則共同架構起基層民主實踐的“村民自治”平衡系統。如果假設證實,可稱其為村民自治系統內“三角支架”平衡理論。

(一)制度支撐

村民自治作為一種本土化的民主形式,這種民主形式良性運行必須遵循一定的規則,而這種規則的外化就是可操作性的程序和制度。因此,可以說村民自治有效運行的根本前提就是要有規范性的文本制度。而文本制度的形成所遵循的路徑大致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下而上式,由地方自主創新,根據地方的需求形成符合本地需要的制度;另一種是自上而下式的,在地方創新基礎上,高層認可地方文本制度的價值之后,整合各地的制度再制定統一性制度,進行全國推廣。而國家在推行其統一性的制度的過程中,必然要貫穿其意志,因此,第二種文本制度的形成路徑實際上體現了國家對社會的整合。

(二)組織扶持

制定了一定文本制度,并不意味著民主制度就能夠自行運轉。使民主制度運轉起來的關鍵是要讓民主精神內化為每個公民的行為習慣,也就是說現代民主需要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做支撐。如何培育現代公民的民主意識,部分學者認為,發展社會組織是提升民眾政治參與意識的最好載體。羅伯特·達爾認為,發展民主政治的前提是要發展相對獨立的社團組織。在他看來,獨立性是社團組織在民主社會中的重要體現,從民族國家到現代民主國家的治理結構轉型過程中,獨立的社團組織即是民主過程運轉的載體,也是民主過程的必然結果。而帕特南也認為,要想使民主運轉起來,社會資本,即公民之間的信任、規范與網絡則是“啟動資金”,而社會資本的來源就是各類公民社團。由此可知,社會組織在民主運行中起著至關重要的動力作用。

(三)能力培育

民主運行的第三個必不可少的條件即是公民精神和公民素質。“要實現善治,就必須使公民享有足夠的參與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等權利,其現實的機制只能是民主政治”。按照馬克思關于民主的觀點,民主化的過程就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的過程,但是這種收回的過程“是以公民社會不斷提升自身的自治能力為前提的”。對于民主的發展來說,公民必須具備三種基本素質,即利益表達能力、政治參與能力、組織合作能力。

綜上所述,從三者與民主運行的關系來看,文本制度是運行前提,社會組織是動力來源,公民能力是必要條件。

二、村民自治的現實困境

(一)制度之困

村民自治作為一項國家確認的制度安排,在當前的國情之下將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引上民主自治道路,對于促進國家民主與社會民主的雙向發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國村民自治一經產生就體現出以“自治民主”重建鄉村秩序的特征,在農民自發創造與國家制度供給的合力推動下,村民自治這一最為廣泛的群眾性基層民主實踐平臺開始逐漸建立,并肩負起重組分散化的農村的重任。因此,村民自治制度不是中國農村社會和農民階層自發生長的秩序,而是一種外部強加或者說是自上而下推動的一種制度,是一種“動員式民主”。村民自治內含著民主的要素,同時也是民主的根基。但在基層民主實踐的具體過程中,我們發現基層民主發展的政治實踐遭遇著現實困境,村民自治在探索和實踐過程中,就面臨著各種歷史遺留因素的障礙,以及頂層設計不能適應地方多樣性等多重阻力與束縛,致使其步履艱難。

(二)組織之羈

村民自治制度起源于對國家高度管制下人民公社組織制度的替代。新中國建立后,通過強制性制度變遷,瓦解了農村傳統社會的組織體系,原有的宗族等社會組織遭到致命性破壞,農民成為“原子化”的個體。“鄉村組織渙散,基層政權的合法性受到挑戰。由于現代鄉村治理體系尚未建構,導致國家權力的收縮帶來治理主體的缺失”。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隨著個體利益的增長,群體利益的分化,新的農村社會組織逐漸形成。按照這些組織的功能可以分為經濟組織、政治組織、科教文衛組織、宗教組織、醫療組織、群眾性社會團體組織等類型。但是由于受到傳統小農意識影響,農民的合作意識較弱,農村社會組織依然處于自發和零散狀態。加之由于政府影響、資金缺乏、規模較小等原因,我國農村目前的社會組織功能不全,自治性較弱。在村民自治中,農村社會組織本應該成為村級組織與村民之間溝通的中介,但是由于受組織的羈絆,農民利益難以通過這一中介進行整合和表達,使得村民自治缺乏民主的社會基礎。

(三)能力之縛

村民自治形成于改革開放之后,盡管這一時期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流動加劇,但是城鄉二元結構依然沒有改變,農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特別是農村的教育水平與城市相距甚遠,導致農民的整體素質,特別是文化素質不高,而民主的運行與農民文化素質的高低緊密相關。文化素質對農民的束縛導致了農民的表達、監督和合作能力缺乏。民主的核心動力在于公民的積極參與,村民自治良性運作的必要條件也是作為參與主體的農民有序的參與。然而由于機制不健全,訴求表達渠道不暢通,農民的利益表達能力欠缺,合作能力不足,參與成本過高等原因,農民對“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普遍呈現出參與過度和參與不足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部分村莊精英利用自身的政治和經濟優勢,干預村莊選舉和管理,結果導致自治失序;還有部分普通村民受能力的限制,政治效能感較弱,導致參與冷漠。由此,村民自治陷入能力困境。

三、村民自治有效運行的遞進式實驗嘗試

針對當前村民自治所遭遇到的各種制度、組織、參與等困境,有學者甚至宣告“自治已死”。但還有學者相信村民自治的內在機理正在不斷的成長和完善,甚至出現新的生機和活力。于是部分學者將村治的研究路徑轉向田野實驗,希望通過主動創造村民自治運行所需的條件來探求其發展規律,意在檢測和論證他們對于基層民主發展進程的構想,“找回自治”。這些實驗最早起源于“水月實驗”,該實驗是以制度重組農村的嘗試。隨后又分別進行了以組織建設重組農村的“岳東實驗”和以能力建設重組農村的“南農實驗”。這三次實驗具有傳承起合的歷史關聯性,是探索村民自治有效運行的遞進式實驗嘗試。

(一)著眼于制度建設的“水月實驗”

1. 緣起。村民自治作為一種基層民主制度,在實踐初期并未有規范的制度,而是以村規民約的方式進行。國家在推行村民自治的過程中,首先考慮的是進行頂層的制度設計,然后通過制度來規范村民自治。因此,村民自治這一民主形式實際上是從文本制度的設計開始的,而且制度的推行是依靠國家這一具有強制性的外部力量,是由精英們送到鄉下去的制度。這種依靠國家整合的外來民主制度的移植,由于缺乏與本土資源的融合,其結果必然是“水土不服”。基層民主的現實實踐遭遇表明,脫離鄉村社會內部文化孕育和末與地方性知識相結合的輸入式民主制度設計,必然遭遇制度失靈,其根源在于制度設計缺陷和制度實施無效的雙重制約。

2. 目標。針對村民自治在制度層面的問題,“水月實驗”以“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實驗為主旨,通過村莊運行層面的制度化試驗,以便檢驗現有的制度設計哪些是行之有效的,哪些是需要進一步改進的,目的在于豐富和完善現有的制度設計。從關于農民發展民主的意愿調查來看,調查人數占該村合法選民的 8%,結果其中 85% 的村民的民主意愿強烈,大部分被訪者認為村干部應該由村民直接選舉,可是村民對村委會制度顯然感到陌生,部分村民甚至第一次了解到《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根據實際調研,總結出該村問題的癥結在于村民自治制度難以下鄉入戶,與本土發育之間還缺乏融合。

3. 過程。“水月實驗”為了觀察民主選舉的整個過程,以便改進和完善選舉程序,課題組在該村進行了建村以來的第一次民主選舉。選舉結束后的村委班子迫切需要一套現代型民主法制管理模式,來規范全村干部和群眾的行為準則。實驗人員為推動建章立制,動員全體村民參與村莊民主制度設計,具體流程是:首先,動員和發動群眾,通過各種形式討論、征求全體村民對本村工作的相關建議;其次,成立一個村民自治規章制度編寫組,主要負責編寫鄉規民約、財務、電費、代表會議等相關管理制度;最后,全部規章制度交給村民小組分頭討論,討論后召開全體村民代表會議,由會議表決后執行。

4. 成效與不足。實驗一段時間之后,課題組重訪月村發現,與實驗前相比,該村主要有兩大變化。一是與以往村干部由上級直接任命不同,農民普遍認可由自己直接選舉產生村干部;二是經過選舉實驗后的村莊,干群關系相對融洽,村民負擔也相對減輕。“水月實驗”前后只進行了兩年,從整個實驗中不難發現村民自治在基層推進的復雜性,表現在一方面要消解村莊傳統治理與現代治理之間的張力,另一方面要對村落傳統利益格局進行再調整。制度建立起來以后,關鍵的問題在于如何使制度有效運轉起來。否則,制度還會“失靈”。

在月村村民自治章程實施過程中便存在這樣的問題,嚴重影響到了制度運行的有效性與權威性。使制度運轉起來的關鍵是讓村民真正參與村莊公共事務的討論與決策,共同遵守村里的制度,并將其行為納入到村民自治制度的范圍內,強化對村民自治制度的認同與實際感受,內化為村民的行為邏輯,唯有如此,才能保證制度的有效性和權威性,也才能使制度真正運轉起來。

“水月實驗”的制度化探索是基層民主建設的開始,但是,該實驗證明,村民自治制度只是國家對農村基層社會的一種制度安排,是依托外力強制推動的,而非“內生型”、出自于中國鄉村治理的習俗和慣例,其結果必然是“制度失靈”。因此,單純依靠制度的外部植入是不夠的,必須要以組織重組農村,通過組織來培育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精神,這才是中國公民社會建設的必經之路。

(二)傾向于組織建設的“岳東實驗”

1. 緣起。從傳統差序格局中解體出來的彌散性的中國鄉土社會和原子化的個體農民,不僅大大增加了農民在市場經濟中的交易成本,而且嚴重削弱了其在政治生活中的博弈能力。由此,加強農民組織建設,成為實現農民與國家、市場高度契合、順利對接、形成一致行動能力的有效結合點。尤其是市場經濟向農村社會的滲透,農民利益日益分化,迫切需要重構農村社會內部組織體系,以便適應社會化小農應對大市場的需要。市場經濟條件下,貨幣壓力驅使農民尋求生產、生活與對外交往,市場邏輯驅動下的社會化小農逐步有了合作組織的意愿,農民合作組織的建立可以降低農戶的生產成本,增強其抵御社會風險的能力,這種合作意愿的產生是農民基于應對社會化大生產的挑戰而自發產生的行為,從以往“水月實驗”中,課題組總結出,農村組織建設缺乏內源性力量,農民合作意識、合作能力欠缺。因此,“岳東實驗”將實驗的方向定位為農民建設實驗,目的是培養農民的合作能力。

2. 目標。經實驗組對岳東村綜合評估后發現,該村的發展現狀是農民現有的組織化水平低,農戶有很強的合作意愿,尤其是希望成立專業性的經濟合作組織。課題組分析后認為,成立專門的合作組織,如應對治安問題,可成立普法協會;應對農副業發展問題,可建立養殖協會;應對教育等問題,可組建鄉村書屋。其目的是通過組織化訓練,提升農民的合作意識、合作能力,進而通過相互的合作改變社會化大生產所帶來的農民應對市場風險能力低下的問題。

3. 過程。該實驗試圖在落后的農村建立現代社區組織發展模式,通過組織化的訓練,讓農民能夠學會通過組織合作來維護自身共同的利益,并積極主動關心社區組織內部的公共事務。課題組主要從經濟組織、法律組織和教育組織三個方面進行組織體系構造:

第一,經濟組織建設。針對該村養殖戶過于分散的問題,課題組嘗試通過成立養雞協會來提高農民的抗風險意識,降低采購成本。最初有 8 家養殖戶在課題組的指導下成立養殖協會,每戶入股 3000 元,并完善了協會內部的相關治理結構,選舉產生了會長、秘書、會計。伴隨養殖協會的發展壯大,該村先后又有 30 多戶農民加入協會,但后續加入的養殖戶不愿意繳納 3000 元的股金,協會實行自愿認繳入股比例的政策。管理制度的不健全,導致后續的協會管理出現問題,最終由于缺少現代企業化的組織管理經驗,岳東養雞協會運行一段時期后被迫解體。

第二,法律組織建設。針對岳東村農民法律意識淡薄,村莊內部的信用關系尚未建立的問題,課題組動員村莊相關精英成立了岳東普法協會。岳東普法協會成立于 2005 年 5月,會員有 30人,協會通過選舉產生會長、副會長、秘書長共三人。普法協會的主要活動有:一是固定時間集中學習農村相關法律知識;二是邀請外部專家集中授課。協會運行一段時間后,農民的法治觀念普遍有所改變,但由于普法協會的秘書長對現任村委會權力發起挑戰,質疑現任村委會干部的合法性,導致普法協會的工作最后在各種勢力的作用下被迫停止了工作。

第三,教育組織建設。針對岳東村農民文化水平偏低,農民缺少文化活動空間的問題,課題組指導該村成立了“農家書屋”。實驗結果表明,文化送下鄉容易,但文化如何入鄉是個難題。起初書屋運轉良好,留守兒童以及部分青年閱讀的積極性非常高。隨后暴露出來的問題是書屋的可持續的管理的問題,首先是管理費用沒有地方出,其次是圖書借閱流失無法處罰,再次是缺少新書補充渠道,最終岳東村的鄉村書屋計劃也宣告流產。

4. 成效與不足。岳東實驗是課題組鄉村組織再造的一種嘗試,在需求和利益日益分化的農村社會,以這些組織為中介,能夠將農民的需要予以滿足,使得農民的利益能通過社會組織進行表達。這些社會組織“可以將共同需要的利益訴求和權利意識表達成集體意志,并通過社會組織這個載體以集體行動的方式參與到社會公共事務中來。”⑥同時,農村社會組織在提升農民參與意識,培養農民的合作習慣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反思岳東實驗中社會組織最終失敗的原因,我們可以發現,是農民自身的素質和能力從根本上制約了組織的有效運轉。首先,普通村民的文化素質和政治素養較低,參與能力較弱。在參與初期主要是依靠自身的興趣,而不是自身的實際需要參與組織。其次,各種協會自身的組織者能力欠缺,主要是管理能力,不能夠制定有效的組織規范,即便制定了也難以遵守。此外,在與村委會關系上,難以處理好社會組織與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也凸顯其合作能力不足。最后,各種專業性組織需要社會成員具有一定的專業知識儲備,但是農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限,從而制約了社會組織自治功能的發揮。

反思岳東實驗的經驗教訓不難發現:進行任何鄉村建設實驗都必須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必須立足于中國鄉土社會中農民文化素質不高和民主能力缺失這一客觀現實。盡管村民自治為治村之策的現代制度已經落根中國鄉土,各種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組織已經形成,但是農民這一主體作用發揮的大小將是決定村民自治是否能夠有效運轉的決定性因素。

(三)側重于能力建設的“南農實驗”

1. 緣起。反思“水月實驗”和“岳村實驗”,不難發現:以往的村治實驗雖然在鄉村社會中嫁接國家制度、植入新型組織,但是缺乏鄉村內源性的發展力量,無法將外源性的發展契機與內源性的發展動力結合起來,無法將外在的制度和新型組織扎根鄉土社會,難以與不斷變化中的鄉村社會邏輯相吻合,制度下鄉和組織建設缺乏深入鄉土社會之生成機理,依然外在于鄉土社會生存機制之外。梁漱溟在鄉村建設運動之后感嘆道:“號稱鄉建運動鄉村不動”。讓民主真正由形式走向實體,必須尊重農民的主體意識,發掘農民的主動性,培養農民的民主能力。鄉村建設實驗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無疑是作為鄉村社會細胞的農民。徐勇認為,自治至少包括幾個核心要素:一是自主;二是自力(自我的力量);三是自律。其中,自力最為關鍵。在小農日益社會化的條件下,身處現代化浪潮中小農自身的能力相對弱化制約著農民利益的辨識、維護與實現。為了保障農民的權益,能力建設與制度建設、組織建設同樣重要,因此,能力建設成為第三次“村治實驗”的主題。2006 年 4 月,以農民的民主能力建設為核心的“共建新農村 ‘南農實驗’”正式啟動。

2. 目標。由于村民自治的主體是人,依附于村民自治“三角”支架上的各種人的因素也是在不斷變化的,因此理解其平衡性只能是相對的而非絕對。人的因素是內源性力量,是支撐平臺的基礎,且這種內源性力量是可以通過后天的訓練加以提升。因此,村民自治“三角支架”平衡理論中能力因素是最關鍵的,制度、組織也都是為民主的主體“人”而設計的,農民通過學習、貫徹、落實制度,參與社會組織,才能讓三者之間形成有機聯系,進而支撐村民自治穩定運行。

3. 過程。改造農村的關鍵在于改造農民的思想意識,農民作為鄉村治理的主體理應受到重視,“南農實驗”的核心是著重探討如何提升農民的民主能力。與之前的村治實驗相比,南農實驗的理念是在相對遠離城市的鄉村地區匯集多方資源,共同進行包括政治、經濟、技術、文化等諸多方面綜合建設與發展的嘗試。在實驗的具體操作中,南農實驗圍繞農民的表達能力、合作能力、監督能力采取了逐漸提升的策略。選擇表達、合作、監督作為農民民主能力建設的關鍵,是源于以往兩次村治實驗的歷程表明,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轉需要制度建設、組織建設、能力建設同步推進,而其核心在于能力建設,在于農民如何通過提升能力進而能實現自身利益。

4. 成效。“南農實驗”通過系統化的訓練,一方面提升了基層精英包括村干部、鄉鎮人大代表的代理能力,使得其能夠與轄區內的選民建立更加良性的互動關系;另一方面,科學評估了村民自治的發展現狀,強化了自治效果,使普通村民通過參與實驗過程,從以制度為主體的形式民主,過渡到以能力為主體的實質民主,進而使普通農民識別自身利益和表達自身利益的能力得到根本改觀。

四、結論

回顧、反思三次村治實驗的歷程,我們可以發現,村民自治作為基層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在中國鄉村社會落地過程中,需要結合鄉村社會狀況,設計適合村民自治運行的有效制度。而僅有制度,村民自治仍難以自主運行,因為民主需要“氛圍”,也就是公民社會的發育。公民社會的重要載體就是多樣化的社會組織,因此,需要進一步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組織。而社會組織的管理和功能發揮,與參與主體的素質和能力緊密相關。所以,從根本上看,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最根本的是農民民主能力的提高。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村民自治有其內在價值和強大生命力。村民自治的內涵需要不斷擴展,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要滿足必要的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文本制度、社會組織和主體能力。

第二,隨著村民自治的發展,中國已經初步具備了村民自治發展所需要的制度環境,但由于長久以來的專制“慣性”以及傳統文化在農村留下的深厚烙印,人情、面子、關系等影響制度運行,需要結合各地實際形成針對性的具體制度。

第三,中國社會組織發展迅速,但是農村社會的公共文化缺失,利益結合形式單一,行政干預過度導致農村社會組織功能和作用遠未發揮,需要重建組織,整合農村社會。

第四,中國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民主能力依然不高,成為制約基層民主發展的重要因素,需要通過文化教育投入和民主能力培訓來提高農民的民主能力。

最后,村民自治的有效實現形式,依賴于在實踐中不斷地探索和論證。要尋找合適的土壤,適應不同情況,探索不同形式,不能一蹴而就,不能照搬照套。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主義研究》

分享:

標簽:

視頻推薦

熱門推薦

[專題匯總]PHOTO
  • 【人參果專題】人參果種植技術|病蟲害

    【人參果專題】人參果種植技術

  • 【薔薇專題】薔薇花的養殖方法|病蟲害

    【薔薇專題】薔薇花的養殖方法

  • 【芥菜專題】芥菜種植栽培技術|病蟲害

    【芥菜專題】芥菜種植栽培技術

  • 【水仙花專題】水仙花的養殖方法|病蟲害

    【水仙花專題】水仙花的養殖方法

'); })();
网赚之家地址 余姚市| 罗平县| 九台市| 花莲县| 凤翔县| 荆门市| 宿迁市| 文成县| 朔州市| 南汇区| 哈尔滨市| 噶尔县| 巢湖市| 汪清县| 广河县| 二手房| 绥阳县| 阳泉市| 襄樊市| 禹州市| 香港| 垦利县| 辽宁省| 兰考县| 北碚区| 平罗县| 罗定市| 搜索| 佛学| 大姚县| 五峰| 东台市| 崇州市| 石家庄市| 漳州市| 乡宁县| 德格县| 乡宁县| 繁昌县| 花莲县| 原平市| 涡阳县| 汝南县| 香格里拉县| 班玛县| 高州市| 红河县| 阿城市| 丰原市| 雅安市| 乐平市| 沐川县| 苍溪县| 高唐县| 兴宁市| 永福县| 孟津县| 永福县| 武安市| 山阴县| 武宣县| 长顺县| 大石桥市| 永宁县| 田林县| 九龙县| 同心县| 张家界市| 三明市| 五台县| 甘泉县| 高安市| 北辰区| 上栗县| 手机| 会宁县| 静乐县| 弥渡县| 山丹县| 崇文区| 五大连池市| 徐州市| 兴仁县| 芦溪县| 墨玉县| 蛟河市| 定结县| 永城市| 东乌| 日喀则市| 晋州市| 靖边县| 彩票| 江源县| 涿州市| 旬阳县| 临泽县| 多伦县| 凤台县| 武隆县| 清水河县| 菏泽市| 许昌市| 竹山县| 唐河县| 贺兰县| 博罗县| 启东市| 同德县| 黑河市| 滦平县| 阳东县| 临安市| 井研县| 木里| 奉化市| 焦作市| 固安县| 塔城市| 万山特区| 东莞市| 博爱县| 通江县| 林甸县| 伊宁市| 尼勒克县| 历史| 凉山| 芜湖市| 怀来县| 江达县| 岳普湖县| 墨竹工卡县| 绿春县| 普宁市| 江西省| 玉林市|